庆历八年的春天在经历了新政夭折与党争肃杀的漫长寒冬后终于以一种格外温和的姿态降临汴京。
琼林苑的垂柳抽出久违的新绿金明池的冰层悄然消融连御街上的车马声似乎都少了往日的急促多了几分从容。
朝堂之上那些曾经激烈争辩、互相攻讦的声音已然平息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疲惫的宁静。
然而这种宁静之下并非全然是思想的荒漠。
在仁宗皇帝赵祯步入他统治生涯的中后期时一种不同于庆历激荡的、更为深厚博大的文明气象正在这片经历过创伤的土地上缓缓铺陈开来。
一 垂拱殿内仁宗皇帝放下手中一份关于淮南路春蚕丰稔的奏报目光落在御案一角那方温润的端溪砚上微微有些出神。
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离京已近三载最初那种因清除“朋党”而带来的掌控感早已淡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空落。
他偶尔会想起范仲淹那双忧患深重的眼睛想起他条陈十事时的慷慨；也会想起欧阳修被黜离京时那强自挺直的、却难掩悲愤的背影。
“陛下翰林学士王珪、司马光在外候见。
”内侍轻声禀报。
仁宗收回思绪振作精神：“宣。
” 两位翰林学士趋步入殿皆是当代学问渊博、持重守正之士。
他们今日是来进讲《史记》的。
仁宗听着司马光条理清晰、引经据典的讲解不时颔首提问。
他的问题不再像新政前后那般急切地关乎时弊与改革而是更多地涉及历史兴衰的规律、为君为臣之道。
他的神态平和甚至带着一丝阅尽纷争后的淡泊。
讲经完毕赐茶闲谈间仁宗忽然问道：“司马卿你以为为政之要何在？” 司马光沉吟片刻恭敬答道：“臣以为在于守静。
不轻易更张祖宗法度不妄兴事功以扰民。
择贤任能明赏罚则天下自定。
” 这番话与当年范仲淹“更张以救之”的疾呼截然不同却恰恰契合了仁宗此刻的心境。
他微微点头没有再多说什么。
他累了厌倦了朝堂上无休止的争斗与动荡。
他内心深处那个宽厚、甚至有些柔弱的“仁君”本性开始彻底主导他的施政风格。
他不求建立不世之功但求天下安定百姓安康士林和睦。
这种“无为而治”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恰恰为另一种繁荣提供了可能——一种文化上的、非政治性的繁荣。
二 政治的相对“静默”反而为文化的蓬勃生长让出了空间。
帝国的重心仿佛从波谲云诡的庙堂转向了书声琅琅的学堂与星光熠熠的文坛。
在宋州应天府那座由五代末名儒戚同文讲学旧地发展而来的应天书院如今已成为天下书院之楷模。
主持书院的是被誉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孙复。
他摒弃了专务诗赋辞章的旧学风倡导“明体达用”以讲解《春秋》闻名着重阐发儒家经典中的微言大义与经世理念。
四方学子负笈来投书院内终日弦歌不辍。
与此同时在湖州另一位大儒胡瑗创立了“苏湖教法”。
他大胆地将学校分为“经义”与“治事”两斋。
“经义斋”择通才学习儒家经典探究心性义理；“治事斋”则培养专才学习民政、军事、水利、算数等实用之学。
这种分斋教学、强调实践的教育模式犹如一股清泉注入了当时略显空疏的教育体系培养出了一批既明道理、又通实务的人才。
他的学生后来遍布朝野成为嘉佑、治平年间一股重要的政治与文化力量。
而在江西庐山五老峰下一位名叫周敦颐的官员在公务之余正沉浸于对宇宙本源的思考。
他融合儒道思想撰写了《太极图说》与《通书》以“无极而太极”为核心构建了一个简洁而深邃的宇宙生成模式并提出了“主静”、“立人极”等道德修养论。
这些思想在当时或许尚未广为人知却如同在幽暗的深渊中投入了一颗石子其泛起的涟漪将最终演变为席卷后世思想界的理学洪流。
民间教育的兴盛与思想领域的暗流涌动共同构成了这个时代坚实而富有活力的文化基座。
士人们的精神世界在政治抱负受挫之后找到了新的寄托与探索方向。
三 朝堂之上虽然少了范仲淹、欧阳修那般棱角分明的风骨却并不缺乏才德之士。
仁宗皇帝以其特有的宽厚与耐心维系着一个由众多能臣干吏组成的、相对平稳的执政团队。
文彦博沉稳练达处事圆融在调和朝局、处理复杂政务方面展现出卓越才能。
富弼虽曾因新政被贬但其才干终为仁宗所念后亦被重新起用以其老成谋国着称。
韩琦历经边塞磨砺与朝堂风波气度愈发恢宏刚直而不失分寸成为朝廷不可或缺的柱石。
还有如包拯者以其铁面无私、嫉恶如仇闻名于世虽官位未必最高却以其凛凛风骨震慑权贵成为清明吏治的象征。
这些大臣或许不再高唱改革的激昂调子但他们各司其职勤勉政务在各自的领域内维系着帝国庞大机器的正常运转。
漕运得以疏通仓廪得以充实边境大体安宁。
这是一种“无事”的功绩它不显山露水却为那个即将到来的、更加炫目的文化喷发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社会稳定和经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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